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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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
[编辑] 历史《人民日报》原为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的机关报，首份在1946年5月15日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中共华北局发行。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被共军占领，原晋冀鲁豫边区的《人民日报》和晋察冀边区的《晋察冀日报》合并为中共华北中央局的机关报《人民日报》。1949年3月，办事处迁往当时的北平，8月1日由原来的中共华北局机关报改版成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未作任何声明，期号也未重新编排。 [编辑] 重要社论及文章[编辑] 大跃进1957年11月13日的社论，发表《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批评经济发展中的“右倾保守”现象，称“1956年公布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后，曾经鼓舞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造成了全国农业生产的高潮，但是，有些人却把这一高潮看成了“冒进”，他们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地爬行得很慢；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2] 1958年2月2日，社论《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提出国民经济“全国大跃进”的口号。[3] 6月8日，开始报道虚假新闻，称“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2105斤。” 6月12日，再报道该社放出的第二颗农业“卫星”，“2.9亩小麦试验田，亩产达3530斤。” 6月23日，报道湖北省谷城县先锋农业社小麦试验田亩产4689斤。 7月12日，报道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2亩小麦创亩产7320斤的记录。 7月18日，发表福建省闽侯县连坂农业社2.6亩早稻试验田亩产5806斤。 7月31日，报道湖北省应城县春光农业社生产队长甘银发种的早稻平均亩产10597斤。 8月13日，报道毛泽东在山东历城县北园乡北园农业社视察丰产田时，知道该社50亩高额丰产田，计划亩产两万斤，争取亩产四万斤后，高兴得表扬该社社主任说：“好，你这个人，不干就不干，一干就干大的。” 同日，还报道湖北省麻城县溪河乡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36956斤；福建省南安县胜利乡海星社亩产花生10353斤。；并发表了《祝早稻花生双星高照》的社论，提出了“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的口号。 8月27日，发表署名文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称：山东省寿张县“提5000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1000－2000斤，根本没有提了。” 9月1日，发表《徐水人民公社颂》，文章称“茂盛无比”的小麦亩产12万斤，“花团锦簇”的山药亩产达120万斤，一棵硕大无朋的白菜重大500斤，棉花的产量也“如卫星般地震动湖海山川”。[4] 8月1日到9月5日止，《人民日报》报道的各种高产“卫星”共34个。[5] 9月5日，报道广东省连县1.73亩中稻亩产60437斤。[6] [编辑] 文革时期文化大革命开始，很多新聞媒體主管都被打倒，吴冷西接替邓拓任总编辑。面对变幻莫测的政治形势，《人民日报》仍然无所适从。 1966年5月31日下午，陈伯达带领工作组在《人民日报》「搞了小小的政变」，夺了吴冷西和编委会的权。[7]从此，《人民日報》和《紅旗》由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為首工作組領導。[8] 1966年6月1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無產階級文化革命，是要徹底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在廣大人民群眾中，創造和形成嶄新的無產階級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這是人類歷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風易俗的偉大事業。” “人類歷史上空前的這一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開展和勝利，敲響了中國土地上殘存的資本主義勢力的喪鐘，也敲響了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一切反動派的喪鐘。你們的日子不會長久了。”“這一場文化革命的勝利，必將進一步鞏固我國無產階級專政，保證我們在各個戰線上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保證我們將由社會主義勝利地過渡到偉大的共產主義！”[9] 1966年6月2日，发表由北京大学哲學系教师的聶元梓，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趙正義，高雲鵬，李醒塵写的文章《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号召：“一切革命的知識分子，是戰鬥的時候了！讓我們團結起來，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團結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圍，打破修正主義的種種控制和一切陰謀詭計，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魯曉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10] 同日，发表《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开头写道：“聶元梓等同志的大字報，揭穿了“三家村”黑幫分子的一個大陰謀！”[11] 1966年6月3日，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文中写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史学当作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史学界里的资产阶级“权威”们，口口声声否认阶级斗争，其实他们一系列的反动谬论和活动，就是明目张胆地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结尾写道：“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必须把被资产阶级“权威”霸占的阵地，一个一个地夺取过来。”[12] 1966年6月4日，发表“《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社论，指出“《前线》、《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了反革命集团散布修正主义毒素、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它们的根子，就是前北京市委。” “谁要反对毛主席，谁要反对毛泽东思想，谁要反对党中央，谁要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谁要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职位多么高，资格多么老，都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他们得到的结果，只能是身败名裂。...北京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够取得伟大胜利。北京市的各项工作，一定能够做好。” [13] 1966年6月16日，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文章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盗窃党的名义，把自己所控制的许多部门，当作进行反党活动的阵地。”“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必须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我们一定要坚定地依靠无产阶级左派，以工农兵为革命的主力军，团结９５％以上的人民群众和９５％以上的干部，集中火力，集中目标，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开火，向资产阶级顽固堡垒开火，向一切牛鬼蛇神开火。”“革命的大字报，是揭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是放手发动群众向敌人猛烈冲击的最有效的办法。”“象作为前中共北京市委的帮凶、疯狂毒害青少年的前共青团北京市委，不改组怎么行呢！象这些反革命顽固堡垒的头头们，不罢他们的官怎么行呢！”[14] 1966年6月18日，社論“《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號召“初小可以学些毛主席语录，高小可以学更多的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等文章。中学可以学《毛泽东著作选读》和有关文章。大学可以学《毛泽东选集》。” 又說：“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已经下定决心，要把‘..伙同和怂恿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专家”、“教授”，大量散布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毒素。’牛鬼蛇神统统揭出来，把你们的老根统统挖出来，把你们的“威风”统统打掉，把你们的资产阶级的传家宝统统砸碎。”[15] 1966年6月27日社论《一定要把五星红旗插到台湾省》，重新提出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 1966年8月1日，社论标题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去做，就可以实现全民皆兵，大大加强我们的战备工作。帝国主义胆敢侵犯我们，就会被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16] 1967年1月1日：《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 1967年3月10日：《革命委員會好》 1967年8月9日，发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 1967年10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聯合發表社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八週年》，開啟了長達十一年的“兩報一刊社論”現象。 1968年1月1日：《迎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 1968年10月16日：《吸收無產階級的新鮮血液》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1976年4月6日，發表社論《牢牢掌握鬥爭大方向》，堅持“批鄧”運動，並再一次將毛擇東不久前說的話“翻案不得人心”，以黑體字標出。 4月18日，社論《天文門廣場事件說明瞭什麼?》，将參加四五运动的群眾說成是“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稱鄧小平是“這些反革命分子的總代表”、“右傾翻案風的總後臺”，“從清華少數人的誣告信，到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分政治事件，都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和階級根源，其源蓋出於鄧小平”。[17] 4月28日，梁效發表文章《鄧小平與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写道：“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出現，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完全是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的。它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尖銳鬥爭的一個突出表現，是党內資產階級反革命猙獰面目的一次大暴露，是鄧小平大刮右傾翻案風、極力推行修正主義路線的必然結果，是腐朽沒落的資產階級垂死掙扎的一場表演。”“這次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是以鄧小平炮製的“三項指示為綱”的修正主義綱領為旗幟的。...他們的真實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復辟資本主義。...原來他們所說的“四個現代化日”，就是紅旗落地、資本主義復辟之時！”“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鄧小平代表的資產階級，已經是日薄西山的腐朽力量。”[18] 1977年2月7日：《學好文件抓住綱》 [编辑] 文革以后1983年6月26日刊登《鄧小平中國大陸和台灣和平統一設想》，鄧小平表示：“祖國統一後，台灣特別行政區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性，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司法獨立，終審權不須到北京。台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只是不能構成對大陸的威脅。大陸不派人駐臺，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台灣的党、政、軍等系統，都由台灣自己來管。中央政府還要給台灣留出名額。” 他又說：“要實現統一，就要有個適當方式，所以我們建議舉行兩黨平等會談，實行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與地方談判。雙方達成協定後，可以正式宣佈。但萬萬不可讓外國插手，那樣只能意味著中國還未獨立，後患無窮。”[19] 1989年4月26日在头版头条刊发《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又称“四.二六社论”），内容针对之前全国各地学生因悼念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而发展出来的学生游行活动进行了批评，并将学生活动定性为动乱。 2007年2月3日社论，标题《把學習《江澤民文選》活動引向深入》，文中写道:“《江澤民文選》是學習“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最好教材。”[20] [编辑] 现况该报在全球以三个版本发行： 内地版作为国内版，不明确表明版名。但香港版的内容最为丰富，内地版的内容最少。以前的海外版是用繁体字发行。在90年代以后，改为简体字发行。现时全球约有三百万至四百万固定读者。另在2007年2月28日開設手機報（《人民日报》手机报），以人民網（《人民日报》网站）內容為主。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中共中央喉舌。它是中共中央向外界表达对世界及中国大陆大事的观点与角度的宣传工具。该报的社论在不同的时期对中国大陆政治都有着决定性得指导作用。该报的社论就是中共中央的最高指示，绝对正确。社论往往改变了中国大陆的历史。1949年以后，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都是以人民日报的社论为事件发生的起点。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六四事件等社论震惊中外。很多中共党内的领导人的升降，对领导人的评价也是由《人民日报》发表的。《人民日报》除了为外界提供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及观点等直接信息外，其社论亦反映了中共中央对事件的处理意见，都被外界作为揣摸中国大陆政府及共产党内部权力斗争和决策的少数渠道之一。 有时也会通过刊登特约评论员文章，以委婉的手法传递北京官方对国内国际事务的看法。国内外政情观察家通常会从《人民日报》内文章的一字一句探求中共中央想表达的真正含义以及某些中国所独有的政治讯息。 一般来说，人民日报刊登文章的位置远比文章内容重要。大量文章的政治观点和思维都体现着官方的态度。尤其是《人民日报》的社论依然被视作高度权威的官方态度和政策走向。 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人民日报一直存在官方资助减少的问题，与国际媒体和国内其他报纸的竞争也加剧。在这些压力下，人民日报于1997年开设网络版和网络论坛，其中最为知名的就是强国论坛。人民日报网络版可以被视为这个中国最权威官方报社的一个进步，意在保持其在网络媒体发展时代依然处于喉舌地位。 [编辑] 参看[编辑] 参考资料
[编辑]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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